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

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

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

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

唐朝著名詩人、畫家王維的這首《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寫盡了冬日的唯美與寧靜，穿越千年時光，依然驚艷如初。

（一）袁安臥雪彰高義 摩詰繪蕉寄雅情

王維，被后世尊稱為“詩佛”。他的詩，如同他的人，總能在平凡中見非凡，于細微處顯真章。王維筆下“借問袁安舍”的輕叩，實則是穿越時空的兩個靈魂的雪夜對談。當推開積雪覆蓋的柴扉，望見的不止是胡居士的草廬，更有那位閉門僵臥以氣節(jié)取暖的東漢名士——袁安。

東漢時期的洛陽飄著鵝毛大雪，地上積雪有一尺多厚，封路堵門。洛陽令到鄉(xiāng)里巡視災情，訪貧問苦，雪中送炭。見家家戶戶都掃雪開路，出門謀食。當來到袁安家門口，大雪封門，無路可通。洛陽令以為袁安已經(jīng)凍餒而死，便命人鑿冰除雪，破門而入。但見袁安僵臥在床，瑟瑟發(fā)抖。洛陽令很是詫異，問袁安為何不出門討點兒吃的，袁安答道：“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當時東漢江山初定，全國上下一窮二白，即便是京城洛陽也有許多窮人。袁安固守清貧，饑寒交迫仍能推己及人，不去麻煩別人，為別人著想，其品德高潔，難能可貴。洛陽令感動之余，當即向朝廷舉薦袁安為孝廉，推薦他做官。在科舉興起之前，舉孝廉是平民入仕最重要的通道。就這樣，袁安臥雪的故事便流傳了下來。

袁安僵臥的身影，在王維的禪心里投下三重鏡像：是寒士的清貧自守，是儒者的窮達以時，更是佛徒的忍辱度遷。

《袁安臥雪圖》

詩佛以丹青續(xù)寫了對袁安的致敬。《袁安臥雪圖》中那株驚世駭俗的雪中芭蕉，風骨清高，不作媚世之態(tài)，如同袁安在大雪中仍堅守的高士節(jié)操。而按照常理，北方天寒才會下大雪，芭蕉是南方熱帶植物，不會大雪紛飛的北方。王維卻在雪地里畫了一株翠綠的芭蕉樹，確實有悖常理。

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寫道：“余家所藏摩詰《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沈括解釋道：“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當然，也會有人說這是魯迅筆下那句“我家門前有兩棵樹”。倘若這般情形遇到了唯實主義的東坡先生，這一定是要大批特批的。

其實，王維畫雪中芭蕉，是更有禪意的。王維在《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凈覺禪師碑銘》序中寫道：“雪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云地比丘，欲成甘蔗之種。”趙殿成箋注：“佛入雪山修行，故謂佛為雪山童子。”《維摩詰所說經(jīng)》中，還以身如聚沫、如泡、如焰、如芭蕉、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浮云、如電等“十喻說法”，既深刻又富有文學性。對于深受維摩詰思想浸潤的王維而言，芭蕉之喻躍然于紙上就可以理解了——此芭蕉非彼芭蕉也，此雪亦非彼雪矣。

王維以詩畫為引，將“袁安臥雪”鍛造成士大夫階層的精神圖騰。雪，已超越了自然物象的范疇，化身為丈量文人風骨的永恒標尺。王維在雪夜輕叩的，何止是胡居士的柴門？那翛然尚閉關的袁安舍，早已化作承載中國文人精神的原鄉(xiāng)。

當我們逛游博物館，在北宋珍品《雪景寒林圖》前駐足觀看時，仿若穿越時空，恍惚間能聽見王維與袁安的雪夜私語：真正的冰雪操守，不在拒人千里的孤高，而在悲天憫人的堅守——正如雪覆芭蕉時，既掩去世間的塵垢，亦孕育春芽的博大佛心。

（二）訪賢不懼風雪阻，求道何辭歲月長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唐·杜甫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從王維的《袁安臥雪圖》到文徵明的《關山積雪圖》，從石濤的《雪景山水圖》到齊白石的《寒夜客來茶當酒》，雪始終是檢驗靈魂純度的顯影劑——它讓枯枝顯出硬骨頭的倔強，把寒江凍成水晶般的純凈，更把訪賢求教者的誠心熬成永不褪色的琥珀。

渭水冒雪訪賢是中國歷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話。相傳，周文王夢見飛熊，占卜后得知將得賢才。于是，周文王以游獵為名，作訪賢之行。終于，在白雪茫茫的渭水河畔，他遇到了垂釣的姜子牙。一經(jīng)交談，周文王發(fā)現(xiàn)姜子牙學識淵博，兵法戰(zhàn)策無所不通，便誠邀他輔佐自己。姜子牙被周文王的誠意打動，出山相助。他先后輔佐文王、武王，以卓越的智慧和策略，幫助周鞏固國力，最終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而后“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典故也被人們代代相傳，成為了求賢若渴和等待時機的雙重象征。

《三國演義》中，“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云密布。行無數(shù)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急需諸葛亮輔佐的劉備，第一次拜訪茅廬未果。然而，他不顧關羽、張飛的阻攔，執(zhí)意在風雪之中再訪諸葛亮。但這次又未見到諸葛亮，卻見到了其弟諸葛均。于是劉備與諸葛均攀談起來，性子急躁的張飛又說：“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對張飛不禮貌的言行，劉備厲聲呵斥。劉備二顧茅廬，又沒見到諸葛亮，只得悻悻而歸。劉備第三次去隆中，正遇諸葛亮在睡回頭覺。劉備拱手立于階下，一直等到諸葛亮睡醒。諸葛亮為劉備的誠心所感動，終于答應出山。多年后諸葛亮在《出師表》里寫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字字都帶著當年茅草屋頂震落的雪花。

冒雪訪賢，絕非一場尋常的拜訪，向天下昭示了劉備求賢若渴的迫切和禮賢下士的真誠，為后世樹立了尊賢重才的典范。

時光來到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冬，進士楊時，攜同門學友游酢一道向大儒程頤求教。到時正遇上程老先生在做白日夢。兩人求師心切，不顧天下大雪，仍恭恭敬敬侍立門外，紋絲不動。大半天過去了，程頤夢醒，驚見楊時、游酢站在門前。此時門外積雪已經(jīng)一尺多厚，而楊時和游酢并沒有一絲疲倦和煩躁。他們在風雪中垂手侍立的身影，超越了簡單的尊師重道，更詮釋了求知的終極境界——以虔誠為舟，以敬畏為楫，方能暢游真理的滄海。

楊時和游酢用積雪沒踝的雙足丈量的，不僅是通往理學的道路，更是文明傳承的精神尺度。程頤推窗時的驚愕，恰是文明傳承的莊嚴時刻。兩位青年以“凍僵之軀守禮，凝雪之容持敬”的姿態(tài)，將訪賢升華為一場關于德行的朝圣。他們深諳《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古訓，更懂得求賢非為功名利祿，而為天下蒼生求治世良方。

這種訪賢精神，在歷史時空不斷回響。它揭示著華夏文明最深層的密碼：真正的賢者，當如程頤般以德配位，以精神感召替代權勢威壓；真正的訪賢者，當如楊時游酢般以誠傳心，以精神共鳴跨越時空阻隔。

（三）袁源軒轅立德范 將相賢才耀古今

一生事業(yè)總成空，

半世功名在夢中。

死后不愁無勇將，

忠魂依舊守遼東。

——明·袁崇煥

據(jù)《東觀漢記》《三國志》《資治通鑒》等古籍記載，袁安以孝廉獲舉，升為陰平縣長、任城縣令。漢明帝時，屢遷為楚郡太守、河南尹，清正廉潔，一心為民，把京城洛陽治理得井井有條，深受百姓愛戴。后歷任太仆、司空、司徒等職。在他的引領和影響下，汝南袁氏家風清正，代代傳承，成了河洛地區(qū)赫赫有名的豪門望族，勢傾天下，被時人譽為“四世三公”。

在周朝，三公是太師、太傅、太保；秦朝時，三公變?yōu)樨┫唷⑻?、御史大夫；西漢初期，三公基本沿襲秦制，后來又有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等稱呼；到了東漢末年，三公則是太尉、司徒、司空。

所謂“四世三公”，指的是袁紹家族四代人之中，有五人擔任過三公之職。這其中的“四世”，即從袁紹的高祖父袁安起，歷經(jīng)曾祖父、祖父、父親，直至袁紹這一代。其實，袁安一門在漢朝位列三公的有七人之多。袁紹家族中，高祖父袁安擔任過司空和司徒；曾祖父袁京之弟袁敞曾任司空；祖父袁湯歷任司徒、司空、太尉；父親袁逢擔任過司空；叔父袁隗出任過司徒。袁紹家族的輝煌履歷，猶如一部濃墨重彩的史書，將東漢末年世家大族的顯赫地位刻畫得淋漓盡致。

元和三年（86年），袁安拜司空。章和元年（87年），累遷司徒。我們都知道，漢朝，特別是東漢的皇帝大都短命，除了開頭的光武帝和最后的漢獻帝，中間11個皇帝平均年齡22歲。這種結果就造成了東漢朝政的外戚專權的特殊政治現(xiàn)象。面對竇氏外戚專權，袁安屢次諫諍朝廷，剛正不阿，仗義執(zhí)言，敢于同外戚權貴斗爭。肆無忌憚的竇太后及其弟竇憲也唯一不敢得罪的就是大司徒袁安。因為袁安的存在，他們才稍有收斂。袁安過世，朝廷一時再無人與竇低兄妹抗衡。

當我們把目光從這段波瀾壯闊的家族史詩中抽離，投向更悠遠的歷史長河時，會發(fā)現(xiàn)“袁”這一姓氏本身，亦如一顆璀璨星辰，在華夏文明的星空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芒。它不僅承載著家族的榮耀與傳承，更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歷史淵源。

袁源于轅，遠祖軒轅氏。據(jù)《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唐書·宰相世系表》《明方九靈序四明姓氏譜圖》等所載，袁姓出自媯姓，是帝舜的后代。

周時，陳國始君胡公滿（媯滿）的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其孫轅濤涂（也稱袁濤涂、爰濤涂），從齊桓公盟會，賜邑陽夏（今河南省太康），以祖父的字為姓（因古時爰、袁、轅相通），稱為袁氏。其后裔以“袁”為姓，袁濤涂被尊為袁姓始祖?，F(xiàn)在河南太康仍保留有濤涂墓和袁氏宗廟。

袁氏的歷史至少有2600年。秦末，轅濤涂的裔孫轅告避難居于河洛之間，轅告之少子政，以袁為氏，正式大批使用袁姓。縱觀袁姓遷徙路線可知，袁姓發(fā)源于河南太康，轅告徙居河洛之間，而袁政因把轅改為袁，因而也有人認為袁政是袁姓的得姓始祖。西漢初年，袁政十一世孫袁爰，被封貴鄉(xiāng)侯，復舉家遷回陽夏定居，并成為當?shù)赝?，號稱陳郡袁氏。

東漢有袁姓播遷河南汝南，到袁爰八世孫袁安時貴顯榮耀，因其不避權貴，為時人所稱頌，又因袁安的子孫后代，累世官宦，四世三公，盛于東漢，“汝南袁氏”遂成為東漢的著姓。到東漢末年，袁姓有袁紹稱雄河朔，袁術于壽春僭號稱帝，皆名噪一時。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陳郡袁姓遷河東太原（今山西太原），有陳郡的袁煥（袁安叔父袁璋的后裔）遷京兆（今陜西西安），后又分出華陰一支。袁紹次子袁熙的裔孫袁令喜，世居河北東光。袁術敗后，子孫散逃于襄陽。居彭城（今江蘇徐州）者，出自陳郡，為袁生之后。

西晉末年，衣冠南渡。八王之亂，中原動蕩，晉室南遷，許多居于中原的袁姓士族渡江南下，歷東晉、宋、齊、梁、陳，多因仕宦而散居江南各地。另外還有許多袁姓人聚居在江西宜春郡，形成當?shù)卮笞澹數(shù)匾惨蛟站圩宥拥妹荨?/p>

隋唐時期，袁姓子孫旺于江南，而中原袁姓依然繁衍不衰，而且有資料表明唐宋時期袁姓仍為中原大姓。同時，還有部分袁姓徙居浙江杭州、寧波、奉化、鄞縣及四川成都、江西南昌、福建福安等地。宋末，隨著金兵和蒙古騎兵南下，袁姓又徙居于今湖北丹陽，安徽廬江，江蘇無錫、揚州、南京等地。宋元以后，袁姓子孫輾轉徙居到全國各地。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袁姓杰出人物，在歷史長河與時代舞臺上，還有諸多聲名遠揚的袁姓名人。如明朝文壇與武將之林，閃耀著“公安文武三袁”的璀璨光芒。文墨風流中，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并蒂綻放；而疆場之上，袁崇煥、袁可立、袁應泰三位名將亦以鐵血丹心，捍衛(wèi)家國安寧。其中，袁崇煥軍事才能出眾，勇猛善戰(zhàn)，被譽為“遼東之鷹”。在他的領導下，明朝軍隊多次擊敗后金軍隊，給后金統(tǒng)治者皇太極沉重的打擊。

清末風云際會，袁世凱推翻清廷有功，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tǒng)，卻又復辟稱帝，爭議不斷。其定農歷正月初一為春節(jié)之舉，影響深遠。功過任評說，他確是近代史不可忽視的人物。

在當代，雜交水稻之父、“共和國勛章”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以其卓越的科研成就，引領我國糧食生產邁向新高度，為農業(yè)科學的進步書寫了輝煌篇章。其貢獻，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值得一提的是，袁氏先祖遷入湖北公安后，墾荒種地，勤勞節(jié)儉，開創(chuàng)家業(yè)，后制訂出了本族家規(guī)家訓，傳家二十二代、五百多年。袁氏家訓由《袁氏家戒十條》和《袁氏家教十則》兩部分構成，分別從道德自律和立身行事兩方面對族人進行警戒和教育。

《家戒十條》為：一戒亂宗派；二戒紊嫡庶；三戒侵祭產；四戒鬻守器；五戒濫交游；六戒薄宗族；七戒忤鄰里；八戒虐奴仆；九戒學浪蕩；十戒唆詞訟。《家教十則》為：講孝慈、篤友恭、急國課、正心術、立人品、專執(zhí)業(yè)、尚勤儉、廣忠厚、設義學、遵禮制。

其核心理念是“立德”和“做人”。強調控制個人私欲，遵從社會禮制，注重內在品格的養(yǎng)成與人生事業(yè)的發(fā)展，始終把人生的道義與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放在首位。袁氏家訓擅長教諭，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以言導人，蘊藉著科學的育人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四）袁安碑印彰史跡 朱韻墨痕映文光

翥鳳驚文釆，飛鴻妙品題。

瓊章銀艾綬，珠字紫芝泥。

覽秘窮蝌蚪，掄材遠象犀。

只因楊惲印，長跪感梅溪。

我們翻開過云樓（晚清江南四大藏書樓之一）的《鶴廬印存》印譜時，細心的你發(fā)現(xiàn)了一方朱文小銅印。該鈐蓋印蛻，印文為朱文“袁安”二字?？吹?ldquo;袁安”二字，各位書法愛好者立刻想到著名的漢代篆書名碑《袁安碑》。大家臨帖時，重點關注的自然是他的書法藝術價值，對“袁安”其人的人文歷史只是略知一二。由于袁安銅印流傳的年代極為久遠，目前缺乏更多考古發(fā)掘所得的可靠信息以供參考，但我們仍能從該印文印制方面挖掘出諸多有價值的信息。

《鶴廬印存》出自江南著名的藏書樓過云樓，是顧云彬、顧承、彭麟士祖孫三代歷經(jīng)百年，披沙揀金考訂成譜。過云樓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的美譽，尤其以收藏宋元以來古籍善本和名人字畫而聲名遠播。顧麟士在《過云樓書畫續(xù)記》中寫道：“唐宋元明清真跡入吾過云樓者，如千里馬之集于燕市。”足見過云樓過眼書畫之富，前文《翰墨并不如煙》已經(jīng)詳述。

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王蒙《葛稚川移居圖》，上海博物館倪瓚《竹石喬柯圖》和蘇軾《祭黃幾道文》等名家書畫時有所見，過云樓藏書更是達萬卷以上。最有影響力的當屬宋刻本《錦繡萬花谷》存世孤本，在2012年的一次拍賣會上以2.16億元高價成交，創(chuàng)當時中國古籍善本拍賣的最高記錄。

受清代金石學大興的影響，古玉、璽印、古錢、碑帖也是過云樓重要的收藏門類。過云樓收藏甲天下，創(chuàng)造的百年文化傳奇自然有其重要的收藏態(tài)度和理念。顧文彬有言：“必要至精之品，一無毛病，愛不忍釋者，方可收得，其余一概不收”，可見過云樓入藏首要條件至精之品，是精品中的精品。不僅要在品質上無可挑剔，更需品相完美無瑕，在滿足前面兩個條件的基礎上還需契合過云樓主人獨特的審美與較高的認知水平，令其愛不釋手。只有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藏品才有資格入藏過云樓。

然而，我們也不能一味地唯古是從、盲目崇拜。《鶴廬印存》雖有過云樓這般“出身名門”的背景，但這并不意味著印譜中的每一方璽印都百分之百可靠。

羅福頤先生在編輯《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一書時，就專門將古印譜里的贗品進行了羅列，而且又在《古璽印考略》中介紹怎么去分辨古璽印中的仿品和臆造品。王獻唐先生在《五燈精舍印話》里也提到：“濰邑劉學詩胥論等，皆能贗制古印，李氏昆仲技尤高……每月賈人之定制若干，售于滬上，輒得厚利……濰人偽制璽印者今時尚有人……”可見古印譜真贗雜陳的普遍現(xiàn)象。

因為習帖的需要，舊時名碑法帖翻新仿制不計其數(shù)。古璽印譜作為篆刻學習的重要取法資料，如同書法的碑帖，印譜也一樣。自明代顧從德所輯《顧氏集古印譜》問世，吳門印派的文彭和徽派的何震等無不受益于此。至清代金石學大盛。浙派、皖派等各流派印相繼興起。印宗秦漢，以古為師，印人們紛紛以摹刻古璽印作為得道立身之本。如此助推了印譜的匯輯刊行，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及利益驅動下，仿古新造的假古璽開始流入市場，這些仿品也被不辨真贗的收藏家當真品收入譜內。

據(jù)史料記載偽造最多的為兩漢歷史名人的私印和等級較高的官印，私印以劉勝（就是那個有一百二十多個子孫、漢武帝的同姓異母兄弟）、司馬相如、衛(wèi)青、霍去病等名人為仿制最多。因名人的史料價值不同于普通私印，一本印譜里如有名人的私印，市場售價自然高昂。如清代乾隆時期的著名金石學家汪啟淑得知錢泳藏有一方司馬遷外孫楊惲的銅印，汪啟淑寧愿長跪小于自己三十多歲的錢泳身前而求此印，錢泳只得笑而贈之。故有詩云“只因楊惲印，長跪感梅溪”。還有金石學家吳大澂專門匯輯單行本《周秦兩漢名人印考》，由此彼時人們追慕兩漢名人印可見一斑。

顧氏一門祖孫三代歷時一百多年精心所輯一千多方璽印珍品，以顧家所遵循的收藏理念，和他們所交往的像吳云、吳大澂這樣當時最頂流的金石朋友圈，印譜內輯入贗品的可能性應該是非常小的，但這不足以說明袁安銅印是真品無疑。慎之又慎，我們需要反復審視這方銅印，就如我們不能盲從所謂的意見領袖一樣。

袁安印長寬各1.2厘米、高1.3厘米，鼻鈕，銅質，載于《鶴廬印存》第247頁。從《鶴廬印存》成譜時間算起已流傳至今一百多年了。該印外觀皮殼老熟，包漿自然，銅銹從肌理生發(fā)，無仿品銹色生澀之氣。在高倍放大鏡下，綠色的銅銹如同叢叢蘑菇生長在紅色的銅壤之上，有如翠竹生長于紅土地之中。這是“酸蝕”作舊工藝無法達到的千年自然生成。印面文字“袁安”篆書從左至右橫向排列，印文為鑿刻。兩漢時期官印和私印大多為白文印或朱白相間，朱文極少，且多見于私印。“袁安”二字篆文筆畫粗壯平直寬博，轉折處方多圓少，明顯受東漢隸書的影響，篆文風格為東漢典型的繆篆。印面特別是印角，有明顯的使用磨損，四周方框若隱若現(xiàn)，與框內篆文筆畫若斷若連。印面雖小，但仔細品摩，給人以無限的想象空間。

璽印鈕制從戰(zhàn)國時獸鈕、亭鈕、臺鈕、塔鈕等各鈕并存，至周秦以壇鈕、鼻鈕為主，至漢代又回歸各鈕雜陳，但鼻鈕、瓦鈕、橋鈕、龜鈕是其主流。印臺和印鈕總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其高度的變化——其印臺和印鈕之高度，越古則越低，越晚則越高。這也可能是當時的冶煉技術的限制，材質過于稀缺的原因。由此我們來看袁安銅印，印臺和印鈕參照其他東漢時期的標準器比較，均符合東漢時期私印特征。

關于璽印年代的斷定，學界大多遵循以文字為權衡，以鈕制為佐證。不管是官印還是私印，以文字和鈕制的相對統(tǒng)一來判定時代。由此對袁安銅印的文字風格，印臺、印鈕的時代特征分析，符合東漢時期私印特征。

如果按吳昌碩作序的時間推算，《鶴廬印存》系1905年成印發(fā)行。而《袁安碑》盡管是明代萬歷年間出土，但發(fā)現(xiàn)并被重視的時間是1923年冬。金石學家馬衡先生得殘石拓本并題碑跋，刊布于1925年10月21日出版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自此《袁安碑》才被學界廣泛認可。由此可知，在袁安碑帖盛行之前，《鶴廬印存》里的袁安印就已成譜。故此袁安印為新仿的可能性極微。（玉平，半鐵）